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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论丛(第一卷)(四)
发布时间:2013/9/29 14:38:41

律师委托人特权研究*

王剑虹*

 

 

 

律师委托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是普通法最古老的特权规则之一,如美国证据学家威格莫尔所承认的一样,这种特权是“为保护机密的信息交流而设的一种最古老的特权”。 律师委托人特权指在诉讼中,即使律师具有证人的适格性,仍然能够就其因提法律服务而从委托人处知悉的委托人的秘密信息拒绝作证。

一、律师委托人特权的历史考查

律师委托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在当时,案件审理过程中代理律师不得被传唤作为对其委托人不利的证人。随后,根据皇室禁令,代理律师不得在诉讼中作为证人。在当时看来,如果律师作出有利于其委托人的证言,其证言是不可采信的,因为他有作错误陈述的强烈动机;如果律师作出不利于其委托人的证言,那么他就侵犯了律师委托人之间的整体性,而违背这种委托关系的律师会被认为是名誉不佳的人。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律师在诉讼中没有作证的资格,而并非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拒绝作证特权。现代的律师委托人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英国,当时律师委托人特权是为了维护“律师的誓言和尊严”而确立的,即其反映的是绅士尊严的观念。 

在早期的英国普通法中,诉讼当事人并无作证资格,因此,一方当事人往往会要求对方律师就其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内容作证。在1576年至1583年出现的一些较早的有关律师委托人特权的判例中,英国的法庭认为,仅律师享有这种拒证特权。因此,该特权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律师不会就有关委托人的任何事项而被强制出庭作证及接受交叉询问。

但在18世纪早期,律师委托人特权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之一即委托人也拥有该特权。虽然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仍然强调要保护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信息,但其关注的重点有所变化,即该特权进一步强调要确保委托人能充分与其律师进行交流,而不用担心其交流内容被泄露。而且根据此时的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委托人有权决定是否放弃该特权及披露其与律师的交流内容。到了1712年,英国的王座法庭正式宣布称,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享有者为委托人而非律师(或法律顾问)。

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之范围最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委托人出于合法目的而向律师提供的秘密信息,二是律师给予委托人的法律建议的相关信息。该特权所保护的信息并不涵盖涉及刑事犯罪行为的相关信息。与现代特权规则不同的是,根据当时的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其保护的是“基于信任关系而进行的交流信息”,而不是保护“本身即为秘密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律师委托人在进行交流时,即使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有他人知晓该交流信息之内容,该特权的主张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虽然在早期的诉讼中,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信息受特权保护,但在1730年英国的上议院却对此特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在Radcliffe V. Fursman 一案中,上议院认为,律师向其委托人所提供的口头法律咨询相关的信息内容受特权的保护,但如果其双方的交流系书面形式,则该交流信息则不受特权保护。不过后来,该特权的保护范围又被进一步加以扩展,即特权不仅要保护争议产生后律师与委托人之交流信息,而且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交流信息亦受保护。在1873年,英国的大法官又宣布,无论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交流范围是否与本案的实际争议相关,只要该交流信息是出于法律咨询的目的,则此信息就应当受到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

1712年以后,委托人有权放弃特权。但是,律师(或法律顾问)则继续享有拒绝披露秘密交流信息的特权。到19世纪末期,律师委托人特权所保护的信息内容包含了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所有关于法律方面的秘密交流内容。

在美国,其早期的普通法中即已经包含了律师委托人特权的概念。在1820年以前,就已经有约20个判例承认该特权。而到了182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Chirac v. Reinicker一案中明确认可了律师委托人特权。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律师及委托人的身份不是影响特权的因素,但律师是绝对不能披露其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信息

1888年,美国最高法院承认了律师委托特权的强制性,并规定该特权的享有者为委托人。法院在Hunt v. Blackbum一案中称,委托人如需要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则应当鼓励委托人向其律师(或法律顾问)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而无需担忧其所交流信息被无端泄露。在美国早期的案例中,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的范围包括律师与委托人在其委托关系存续期间所作的全部交流信息。

从总体上来说,虽然美国的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较深地受到了英国判例的影响,但美国的法院仍在19世纪末确立了独特的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标准。

在美国,最早承认这一特权适用条件的判例当首推United State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在此案中, Wyzanski法官首次宣告了该特权的适用条件:(1)拥有该特权的人是或即将成为一名委托人;(2)与此人有信息通报往来的人包括: (a) 出庭律师或他的下级 (b) 与此人进行信息通报时身份为其代理律师; 3)信息通报与告知律师的案件事实有关:(a) 通过他的委托人 (b) 不得有第三人在场 (c)其目的在于保护 (i) 有关法律的观点或(ii) 法律服务或 (iii) 或提供某些法定的程序服务而不得通过这种特权来达到以下目的(d)犯罪或侵权;(4)该特权 (a) 一经提出(b)就不得被委托人所放弃。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503b)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United State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一案的观点。而对于律师委托人拒证特权的涵盖范围则以联邦法院根据“经验与逻辑”来阐释的普通法规则为准。故美国联邦法院已经就律师委托人特权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规则体系。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503对现代的律师委托人特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表述:“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一般规则是,委托人有特权拒绝披露和防止任何其他人员披露为便于为该委托人提供职业法律服务所进行的下列秘密交流:(1)在委托人或者其代表与律师或者其代表之间进行的交流,或者(2)在其律师和律师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交流,或者(3)在共同利益事项中,该委托人或者他的律师同代理其他人的律师进行的交流;或者(4)该委托人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交流或者该委托人与该委托人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交流;或者(5)代理该委托人的律师之间进行的交流。”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该特权适用于委托人和律师之间为获得法律建议目的而进行的任何交流。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法律建议而找到某个人,合理地认为该人是个律师,则二者之间进行的秘密交流受特权保护,即使该人的认识是错误的。该特权还适用于同律师进行的预备性的磋商,即使潜在的委托人最终没有聘请该律师,其所披露的信息也受到特权的保护。此外,在为了实现提供法律建议的目的而必须在场或者其在场会有所帮助的第三人——例如翻译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该交流的秘密性并不会遭到破坏。律师——委托人特权不仅适用于律师和委托人之间进行的交流,还适用于委托人和律师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交流。

二、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的具体内容

英美国家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委托人特权的权利主体

由于律师委托人特权之受益者是委托人,该特权规则的设置之在于确保委托人能充分与其律师进行交流,故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享有者首先是委托人。根据美国统一证据规则(1999)第 502 条之规定,委托人是指为了获得专业法律服务而向律师咨询或征求意见的人,包括个人、公共官员、公司、社团及其它公共或私人的组织或实体。如果委托人不具有行为能力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其监护人或者继承人是特权的主张者。如果原委托人死亡,其代理人就是特权的主张者。特权可以由委托人行使,也可以由委托人的监护人、已故委托人的代理人、委托人的继承者、信托人行使,如果说是企业、团体和组织,其类似代理人也可行使

律师并不是该特权的主张者,但律师可以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主张该权利,除非委托人不让律师主张。同时律师或律师代表还可以在委托人授权情况下,代表委托人主张特权。

(二)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条件

并非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全部交流内容均受到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通常说来,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律师委托人特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委托关系的存在

由于律师委托人特权设立之初衷在于促使个人寻求法律服务,并鼓励其与律师进行充分交流,因此存在委托关系就为适用律师委托人特权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表现为正式的委托授权,如果没有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则不能视为委托关系的上。但是,在某人与律师之间就是否聘用该律师而作的交流,或者预备性的磋商,不管最后是否达成委托关系,一般也受特权的保护。

2.交流的保密性

所谓交流的保密性是指律师与委托之间的交流必须是秘密进行的,或者是在其自认为秘密的环境中进行的,“如果委托人并未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确保其沟通的秘密性,将不得享有拒绝证言权”

具体而言,如果委托人与律师进行交流时,一已知第三者在场就可能破坏该特权所要求的保密性。比如,委托人与其律师交流时,如他的朋友在场,那么他们的交流就不被视为有充分的保密性。但如果一位口译、秘书、或对提供法律服务有必要的人与委托人、律师一起在场,则交流的保密性不会因此而被破坏。

3.交流的目的性

所谓交流的目的性是指,委托人与律师的交流必须是为了取得有关过去合法或非法行为的法律咨询,或就委托人将来打算合法施行的行为的法律咨询。如果委托人与律师之间不是为了诉讼而寻求法律帮助,则特权对其交流不予保护,例如律师只是作为一个股票经纪人、短期资本经营者或者工会代表则不存在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委托人合理相信某人为律师,与他进行交流,但实际上那人并不是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委托人有合理的根据相信其所对话者是一位律师,特权就会保障这一交流。例如某监狱受刑之人在墙上挂法律学历,也为其他人提供法律协助,其他人都称呼其为大律师,被告相信他是律师,而同他进行交流,则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受特权保护

(三)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例外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律师披露其与委托之间的交流信息,此即为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例外。在英美国家,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例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犯罪或欺诈的例外

即如委托人是为了将来的违法犯罪或欺诈行为寻求法律建议时,其与律师间的交流不受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其原因在于,特权的设置是用来确保委托人能够安心地从律师那儿获得他该如何遵循法律的建议或者自由地追求获得有效律师代理的权利。倘若特权被用作实施犯罪或欺诈的掩护或者遮蔽物时,它促进正义的主要目标将会被削弱,它所能取得的社会利益为零,这是对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一种滥用。正如卡多佐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一关系被滥用,则特权将不复存在。一个希望从律师那里获得建议帮助他犯罪的人是无权从法律那里获得帮助的。”犯罪或欺诈的例外主要强调委托人在与律师交流时,其主观意图是否在于实施进一步的犯罪或欺诈,至于委托人最后是否实施了犯罪或欺诈行为则不考虑。而如果委托人仅针对其过去违法或犯罪行为向律师寻求法律建议时,则其交流内容仍然受特权保护。

2.存在被告人无罪证据之例外

律师委托人特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以促使委托人与律师之间充分交流,从而保证律师能更好地为其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如果律师与委托人的交流内容中存在能证明被告人无辜的证据,则该交流内容不受特权的保护。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被告人艾托(Ataou)H被指控为共犯,艾托曾经在和他的第一个律师交谈的时候透露H并没有涉足此案。后来艾托换了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他主张特权,拒绝披露他与第一个律师的交谈内容,但是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这个特权不应存在,因为他和第一个律师的交流内容中包含有能够证明被告人H无辜的证据,所以他必须披露

3. 与争点有关之交流信息的例外

如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交流信息在诉讼中成为一个争点时,此时律师委托人特权则对涉及该争点的交流不予保护。例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因为委托事项发生纠纷,引致诉讼,那么特权所保护的交流即被公开。如律师与委托人就律师费用的支付、法律服务的品质问题发生诉讼,有关上述事项的交流内容不再受特权的保护,因为在这类诉讼中,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内容可以表明是否发生了律师违背委托义务等情况。再如有两个以上的个人在一涉及他们所有人的事项上征询律师的专业意见时,他们将被视为共同委托人。如共同委托人日后相互控告,他们与律师的沟通如与讼争事项相关,那么律师委托人特权则不能适用。

(四)律师委托人特权的放弃

由于委托人是特权的持有者,因此委托人或他授权的律师、代理人及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放弃律师委托人特权。放弃特权的方式可以是明示,如权利人以签署书面声明的方式同意放弃特权;弃权的意思还可以通过自愿披露交流事项的方式来表达权利人放弃特权的意思。既然律师委托人特权设置之目的在于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秘密交流信息,因此一旦秘密被泄漏,该特权就没有继续保护其交流事项的意义。

三、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价值评析

在过去的传统中,律师委托人特权最初是为了维护“律师的誓言和尊严”而确立的,因为传唤律师来公开其委托人的隐私或不名誉之事会使律师处于尴尬境地。但律师委托人特权发展到后期,其价值基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价值角度看,确立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价值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律师有效履行职责

律师委托人特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能鼓励委托人能够充分而诚实地向律师说明案情。而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充分交流则进一步有助于律师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为委托人提供更有效的法律帮助。如果没有该特权的存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事项存在被强制披露的可能性,那么委托人与律师之间就缺乏必要的信任关系,委托人就可能由于不信任其律师的缘故而选择不诚实地向律师陈述案情,这必然会对律师为其委托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产生消极影响,即因对委托人的案情了解得不够全面深入,律师就难以有效履行律师的职责。

(二)实现诉讼经济

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诉讼经济。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律师委托人特权可能会增加了诉讼成本,如它可能会使一些有价值的证据难以被顺利提取,从而因取证难度的增加而提升诉讼成本。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律师委托人特权能促进委托人与律师的充分交流,律师则可在准确掌握有关信息的基础上引导诉讼朝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发展,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诉讼成本。同时,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当事人法律知识的欠缺,如果没有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鼓励当事人与律师进行充分、坦诚的交流,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出现频繁的伪证现象,这也可能拖延诉讼,从而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因此,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整体诉讼的进程,实现诉讼的成本减少,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

(三)维护公共利益

荷兰最高法院曾指出:“任何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获得(被信托而知悉有关秘密信息的人的)帮助和建议并且无须担心上述信息会被公开,这一社会利益,超过了在法庭上公开有关事实而获得的社会利益。” “律师在代理一起案件时,应当全面了解所有有关的案情事实……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能够独立地区分哪些事实是重要的、相关的,哪些是不重要不相关的。遵守道德义务的律师必须坚持不侵犯其委托人的机密及隐私,这样不仅有利于律师更好地履行代理义务,还有利于不熟悉法律的委托人更早地寻求法律帮助。”英美的一些判例也指出,律师委托人特权可以促进“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充分而坦诚的交流。”而且该特权能够“促进公众遵守法律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促进司法公正” “这种特权承认完善的辩护能为公众服务,而这种辩护或忠告必须依赖于律师对委托人情况之充分了解。

尽管有人认为强调律师委托人特权会导致一些重要的证据的流失,因为这种特权经常用被来排除来自对手的强有力证据即被告对案件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但是, “这种特权给制度上带来的益处超过了排除关键证据带来的害处。” 美国联邦法院支持这种特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即公共利益,且法院多次强调,律师委托人特权提高了执法的公正性,而“公共利益的价值超过了探知真相的价值”。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所也认为:“如果把律师变成了政府线人,那么律师就不可能为委托人提供有价值的法律服务并促使他们遵守法律。”  

四、我国律师委托人特权的立法构想

(一)我国立法现状

西方各国立法之所以普遍规定律师委托人特权,主要原因在于“利益权衡”。从证据学角度来看,律师由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委托人的案件情况,因此具备证人资格。从理论上讲,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律师应当履行作证义务以完成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目的。但如果允许律师行使律师委托人特权,无疑会妨碍案情真相的发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追究某一特定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如果证人作证的范围及内容严重破坏了律师辩护制度等的正常发展,这时便存在着制度选择、利益权衡的问题,从维护系统的整体性、完整性的观念出发,应当对证人作证制度加以适当的限制,平衡其与律师辩护制度等的冲突。

我国1996 年《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并未明确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免除律师的作证义务,律师作证义务的免除主要通过律师的保密义务得以体现。根据1996年《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也仅限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直到200710月,新《律师法》第38条才扩大了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即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 。不过,虽然上述法律规范虽并未直接规定律师委托人特权,但仔细审视相关法律的某些内容,可以发现其中某些条款也体现了这种特权的精神。如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律师的职责是提出证明当事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就没有提出证明当事人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的职责,即律师应免除在诉讼中提出证明被告有罪或罪重的证明义务。另外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8条的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这说明律师有保守职务秘密的义务,这种义务正是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可以说该条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律师委托人拒证特权。

 虽然律师委托人特权在我国的立法中有初步体现,但我国有关律师委托人特权方面的立法规定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特权享有主体范围不够清晰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享有主体为律师,而律师及事务所雇佣或聘请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律师为了进行有效的辩护准备经常需要咨询专门人员,如会计师、鉴定人员等亦未被赋予特权。

2. 特权保护的范围过于模糊

我国《律师法》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作为保密的内容,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强调就“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律师有权保密。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一旦对何谓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发生争议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同时“执业活动中所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之规定亦显过分宽泛。

3. 特权存续的时限不够合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2007年《律师法》对于律师就相关信息的保密时限均未作明确规定。从立法规定的字面看,律师似乎只有保守在执业过程中 掌握的有关秘密的义务 而“执业过程”包含哪些具体的阶段,立法又比较模糊。在实践中,特权存续的时限一般被解读为仅仅包括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正式的委托关系延续期间或者诉讼的存续期间。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即便是诉讼完结或者委托关系结束以后,其告知律师的有关信息仍可能会关系到委托人自身的利益,因此仅将特权的时限限制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显然不够合理。

4. 特权的例外规定尚欠完善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对于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 “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应为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例外,但如律师对于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有关信息如涉及委托人或他人无辜的证据或有关诉讼之争点时,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例外是否成立,则现行法中完全未予提及。

5.违反特权的后果有待明确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仅初步规定了律师有权保密。但如律师因主客观原因而将属保密范畴的信息予以披露,那么有关部门如取得因违反特权规定而披露的信息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此,我国目前的规范性文件中则未明确规定。

(二)律师委托人特权规则的完善对策

律师委托人特权的设定,不仅是协调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的要求,也是维持司法资源与诉讼秩序的互动与平衡的前提。因此,我认为,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律师委托人特权,是当前修改刑事诉讼法面临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规定律师委托人特权:

1.设置原则。在确立律师委托人特权时,我们可以借鉴和融合各国法律规定,确定本土化的制度更新方案。设置这一特权的原则即要兼顾特定的社会关系,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证人权益的动态平衡,并立足于本国国情,吸收国外关于此特权原则的合理内核。  我认为在确立该特权规则时应恪守以下几个原则:

1)限制特权原则

特权的确立本身即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点各国立法都普遍承认。如果行使律师委托人特权时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或损害其他重大社会利益,则应对其进行限制,例如律师对于因执业而知悉的有关能证明委托人或其他人无辜的证据应当可以依法披露。因此对律师委托人特权在使用范围、主体、程序等方面都宜有一定的限制措施。

2)禁止不利推论原则

律师委托人特权要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如果证人主张特权而拒绝回答有关问题时,对此特权所波及的内容只能依据其他证据加以证实,而不得直接推出对委托人不利的结论。

2.修改与律师委托人特权相冲突的相关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在场”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必须有两人才能会见的规定等等。当然在出于维护监所安全、犯罪嫌疑人安全和律师安全等必要的情况下,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可以有一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明确指示进行,通过有关规定的明确性来限制侦查部门的任意性裁断。

3.对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进行具体的规定。包括适用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期间、适用例外及特权的放弃、丧失等等。

1)律师委托人特权之主体范围应明确规定为委托人、律师助理及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或帮助时所必须在场之人员。

2)就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的信息范围问题,我认为可以借鉴英美国家的相关规定,即只要律师了解的信息符合以下两个要件,即可认定其属于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范围:其一,客观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是在双方之间秘密进行的;其二,主观上当事人具有要求律师保密的意图。

3)由于律师委托人特权设立之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委托人担心其有关信息被泄露的顾虑,故有关信息受特权的保护时间也应当延至委托关系或诉讼完结之后。

4)增加有关律师委托人特权适用的例外规定,如犯罪或欺诈的例外、交流信息作为诉讼争点的例外以及存在无罪证据的例外等。

5)明确违反特权的后果,即可以规定视违反特权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公正审判的可能性来判断是否排除违反特权规则所取得的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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