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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批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与人权保障
发布时间:2013/9/29 14:45:42

论批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与人权保障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20105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并于201071日正式施行。《两个证据规定》初步构建了系统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特别是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关于证据的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20123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特别增设5个条款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认为是我国刑事司法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水平显著进步的标志。新刑诉法第54条及《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3条均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捕的根据。因此,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具有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和责任。批捕环节时限短、任务重,如何落实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值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本文拟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就批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略作探讨。

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质是保障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和财产的行为,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和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搜查到的证据不应当在审判中被采纳。该案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只适用于联邦法院,各州法院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在其后的近50年中,联邦警察为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没有适用排除规则的州的警察收集证据,并提交法庭使用。直至1960年,最高法院在审理埃尔金斯案中裁定,对此种规避性的做法予以禁止。196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马普案中裁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各州法院。另一方面,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针对的证据范围,由起初的非法搜查取得的证据扩大到一切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米兰达案中将非法证据排除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联系起来,裁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和州司法系统得到全面确立。

英国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所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证据的方式不影响证据的可采性。但是,英国普通法所依循的取证手段不影响证据的可采性的规则不适用于口供,在17世纪就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法庭对于非法自白是否排除有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1984年英国颁布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确认了法庭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总体上讲,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微弱,远不及美国严格。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有代表性的国家,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待非法证据,并非一律予以排除,法院根据案件综合情况,从保护个人权利和执法需要的平衡角度进行裁量,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判例所形成的规则,一般认为以1978年最高法院审理大阪冰毒案开始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采纳为证据,但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法院在认定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特别谨慎,只有“重大违法”所取得的证据才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确立、发展简史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人权保障的关系至为紧密。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履行人权保障义务的具体体现。非法证据是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例如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书证或物证,采用刑讯、残忍或不人道待遇获取的口供,以暴力手段获取的证言等等。非法取得证据的过程,就是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过程,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美国的《权利法案》、英国的《大宪章》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公民有不受非法搜查、扣押、逮捕和讯问的权利,国家有保障公民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已经发生的非法取证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制裁,否则法律或公约规定的各项人权都只不过是废纸。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国家追诉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就是坚持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念,既否定其取证行为本身,也否定取得的证据,从而抑制非法取证冲动,保障人权。至于如何追究非法取证者的责任,排除规则本身则不需涉及。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点。侦查权是国家打击犯罪、实现刑罚权的一项重要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往往与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发生冲突。侦查取证是一系列法律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往往需要面对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的冲突。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有相应的代价和牺牲。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了部分非法取得的证据,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打击犯罪的进攻力量,出现“只是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的沮丧局面;另一方面,该规则对已经发生的侵犯人权的取证行为予以无价值的评判,宣告“摧毁一个政府最快的方法是政府本身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它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限制了公共权力的滥用,保护了人权。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打击犯罪,也不可能不要秩序和安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欧洲人权法院通过部分案例亦声明了其在非法证据排除上的立场:在坚持对以酷刑获取的任何证据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前提下,对非人道待遇对证据能力的影响进行比例检验,对派生实物证据则奉行权衡法则,并以公正审判权作为适用排除规则的重要尺度。该立场表明,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还是微观个案的判决,在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上,都需要区分非法取证对人权侵犯的严重程度,进而评判是否排除证据,做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适度平衡。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人权保障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英国及德国、日本的建立与发展表明,人权保障水平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范围及严格程度;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也随着人权保障形势的变化而变化。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恐怖主义防范和打击的力度空前增强,于同年10月颁布《爱国者法案》,极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政府在监听、逮捕、搜查等方面的侦查权力。根据该法的新规定,某些根据原有法律规定需要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尤其是某些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非法证据”被允许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表明,在最早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该规则最为彻底的美国,随着国家安全及人权保障形势的变化,排除规则也经历着变革,相应地出现变化。

二、 批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侦监部门是法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这与其他国家由法院作为唯一排除主体的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区别。在批捕环节由检察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特别保障”与“一般保障”

逮捕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较长时间的剥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最长期限为37日。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为二个月,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三次延长羁押期限共5个月,加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一个半月)、退回补查(两次两个月)、法院一审(一个半月、可报延一个月、延期审理)、二审(一个半月、可报延一个月)、发回重审等办案期限,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可长达16个月以上。在逮捕的三个条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检察官决定是否逮捕时把握最为严格的要件。侦查机关在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时,由于受办案时限、取证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案件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比较粗糙和薄弱,非法取得的证据也一并报送力图“闯关”。批捕环节加强对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力度,及时排除侦查机关通过侵犯人权方式取得的非法证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权“特别保障”与“一般保障”的效果。“特别保障”即通过在具体的个案中排除非法证据,能够动摇本就薄弱的证据体系,使得案件达不到逮捕的证据条件,进而使无辜者免受长时间的羁押,使可能的有罪者得到非羁押的处遇,从而实现对具体个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特别保障,而不必等到经过漫长羁押后的审判阶段。“一般保障”是指,因非法证据被批捕部门排除而不批准逮捕,向侦查机关宣示取证必须合法,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侦查机关依法取证,在更大范围与更普遍的意义上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二)更深层次地触及侦查机关的“神经”,增强侦查监督的实效性

侦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运用侦讯、调查权力对人、物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和查缉活动,如搜查、扣押、监听、拘留、讯问等,可能对公民的正常生活和各种权利造成严重影响。侦查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任何违反法律的侦查活动,都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的侵犯。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通过审查批捕、提前介入、受理控告等方式,对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提出口头或书面纠正意见。在批捕环节,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纠违,在实践中的监督效果都不如意,侦查机关往往是“表面上虚心接受,暗地里照违不误”。侦查监督不力又间接导致非法取证行为的重复和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纠违没有触及到侦查机关的核心利益,无法对其产生实质性的制约。当前,逮捕率是考核公安机关业务实绩的重要指标,部分地方规定逮捕率低于75%的则业绩考核得分为60分以下,办案部门和责任领导要受到相应的问责。排除非法证据是从根本上否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深层次地敲打侦查机关的“神经”,在此基础上的不批捕决定,直接触及侦查机关的核心利益,能够极大增强侦查监督实效。

(三)更加严格地保证逮捕质量,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在社会一般人的传统观念中,逮捕等同于宣判有罪,被捕者即被打上“犯罪分子”的标签。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逐步减少了“广而告之式”的“公捕公判”宣告仪式,但仍不时见诸媒体。例如,2010330日,湖南省衡东县政法机关在县电影院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对涉及失火、盗窃、故意伤害、抢劫等6名犯罪嫌疑人实行公开逮捕,对9名犯罪嫌疑人公开刑事拘留,对7名罪犯进行公开宣判。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既是对我县集中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成果的一次展示,又是对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力震慑。”但问题是,如果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或者法院审判阶段,因为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被排除,导致案件存疑不诉或作无罪判决,则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将受到严重质疑,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必遭致一定程度的削弱。其影响与虚假广告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无二致。批捕环节是检察机关介入刑事诉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第一道关口,是展示检察机关执法能力和司法形象的最前沿阵地,依法排除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不仅能确保逮捕的质量,而且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树立公正、权威的司法形象。

(四)最大限度降低错捕概率,构筑职业风险防范屏障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22条规定,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批准逮捕的,是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第26条规定,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逮捕错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检察人员未能准确审查和判断证据造成错误逮捕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检察机关的内部业务考核体系中,案件质量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考核指标,一个错捕案件可能导致承办人乃至侦监部门全年业务考核排名靠后。更进一步讲,检察官的个人执法档案中将记入污点记录,甚至负担国家赔偿费用。可见,错捕是检察人员头上拴着的紧箍咒,是最大的职业风险。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虽然并不完全是虚假的证据,但存在着发生变化及被后续审查起诉或法院审判环节排除的高度盖然性。在批捕环节,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错捕概率,有效防范检察官的的职业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向侦查人员宣示取证合法性的重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再次非法取证的冲动,从而降低侦查人员的职业风险。

三、 批捕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构建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的根据。批捕环节的期限为7天,在此期间内,检察官需要完成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核实证据、制作审查报告、报请领导审批等工作,任务相当紧迫而繁重。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存在“四难”,即发现难、查证难、标准掌握难、排除难。而且,新刑诉法主要规定了审判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对批捕环节只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对于程序和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在批捕环节短暂的期限内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一)扩展线索来源渠道,及时发现非法取证行为

     审查逮捕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即检察官主要是在审查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审查以书面审查为主,调查复核为辅,检察官的视野基本上局限在侦查机关构筑的案件框架内,少有发挥和发展的余地。201010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规定了检察官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于“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等四类案件则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要排除非法证据,前提是发现线索。因此,必须突破审查逮捕的封闭性特征,扩展检察官发现非法取证线索的渠道。

1.从讯问中发现线索。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审判原则是直接言辞原则。直接言辞原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原则,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到庭出席审判;二是直接采证原则,即法官必须亲自直接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该原则是经过对中世纪纠问式制度的改革和扬弃而确立起来的,取代了纠问式诉讼模式下以笔录为主的间接和书面原则,由法官直接在法庭上听取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进而作出裁判。我国的刑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直接言辞原则,法官必须当庭听取和采纳证据,被告人、证人应当到庭作证。逮捕作为检察机关审查批准的强制措施,其行政性色彩历来受到诟病。虽然新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检察官必须讯问每个犯罪嫌疑人,但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察,检察官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应当借鉴审判上的直接言辞原则,坚持每案讯问,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这既能对侦查人员所作笔录的客观性进行核实,又能增加发现非法证据的可能性。根据实践经验,如果讯问人员不主动提问,犯罪嫌疑人往往不会主动说。所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除了核实案件事实本身,还要主动问及其在侦查期间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等非法待遇,从中发现可能的非法取证线索。

2.从辩护人意见中发现线索。自200861日新《律师法》施行以来,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的情况越来越多。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辩护制度,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其意见。第5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虽然刑诉法没有规定辩护人能否申请检察院在批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但从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的法治精神来看,这应是法律所暗含的内容。辩护人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等途径,能够掌握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线索。侦查监督人员在审查批捕时要认真听取辩护人意见,对于其提出关于非法取证的控告或举报的,应当仔细甑别,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3.从诉讼参与人或其近亲属投诉中发现线索。新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当事人及证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及其近亲属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担任或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律援助、进行控告等。例如第61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如果证人或其近亲属投诉侦查机关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逼取证人证言的,检察官应当予以核实处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是追诉的对象,其近亲属自然十分关心其所受到的处遇。在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的情况下,近亲属能够了解嫌疑人在侦查期间所受的处遇,如果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近亲属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在嫌疑人被羁押的情形,其近亲属亦可能从律师会见等其他途径了解相关情况。因此,诉讼参与人或其近亲属的投诉中,可能蕴含有价值的线索,侦监检察官应当客观对待,认真核实。

4.从网络舆情中发现线索。互联网是反映舆情的重要平台,以其独有的特征,吸纳了民意表达,整合了民众的智慧和意见,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监督环境,对执法行为产生了无所不在的约束,侦监检察官要学会从中发现线索。网络也为执法者和监督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和崭新的对话方式,可以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20117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网络举报(控告、申诉)信息处置试行办法》,规定将各大网络论坛上的举报(控告、申诉)信息作为举报的重要线索来源,进行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相关机构和人员每天对互联网进行巡检,主动从各大网站及其论坛中收集举报、控告、申诉信息;相关业务部门在接收信息后3个工作日内反馈情况;不及时报送、处置重大线索的,要给予纪律处分。

(二)固定非法取证线索内容,及时启动排除程序

新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控告、举报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侦查监督人员通过上述各种渠道收集到侦查人员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线索后,必须进一步固定线索内容,依法及时启动排除程序。

1.检察官应及时固定非法取证的线索内容。在批捕环节,侦查监督人员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或受理控告、举报等渠道发现非法取证线索后,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详细进行记载,形成笔录,由提供者签名捺印。对于相关人员提供的投诉或证明材料,及时接受并登记保存。以上笔录和材料,将作为下一步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根据。

2.检察官应当区分非法取证情形,及时对非法取证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在批捕实践中,申请排除物证、书证或者证人投诉被暴力取证的情形比较罕见,基本上是犯罪嫌疑人投诉被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在犯罪嫌疑人的投诉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官投诉其被侦查人员殴打、侮辱,但对其所作的有罪供述并不否定,而是认可供词的真实性。根据新刑诉法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规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和依犯罪嫌疑人申请两种方式。因此,对于嫌疑人既投诉又申请排除有罪供述的,侦查监督人员应当及时启动排除程序。对于嫌疑人或辩护人只投诉而不申请排除有罪供述的,如果检察官认为没有成立可能性的,不应启动排除程序,但仍应要求侦查机关对取证合法性进行说明。如果检察官认为有以刑讯逼供等方法非法取证可能性的,应当启动排除程序。

3.检察官可以通过询问证人、讯问同案人等方式对非法取证进行核实。从司法实践看,犯罪嫌疑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在侦查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理由主要是受到侦查人员的刑讯、侮辱或不人道的待遇,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办案场所。根据刑诉法及有关规定,侦查机关在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应当及时送看守所羁押。但为侦查的方便,侦查机关往往在送看守所之前集中力量获取口供,或者在送看守所之后利用提外讯的方法获取口供。因此,对于刑讯逼供情形是否存在的调查十分艰难,但并非没有办法。新刑诉法虽然没有对侦查监督人员调查核实非法取证的具体手段和措施进行规定,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性质,检察官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如询问看守所同舍人员、同案人、调取同步录像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4.检察官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对其取证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和证明。侦查监督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证人等提出的投诉,必须给予高度的关切和重视,凡是提供了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检察官应当依依职权要求侦查人员对该线索或证据是否成立进行举证,如果侦查人员否认非法取证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如果在后续的诉讼环节中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刑讯逼供等手段非法取证的,不仅案件可能存疑或者被判无罪,侦查监督人员将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职而受到惩处。

(三)科学分配证明责任,切实保障人权

根据新刑诉法第55条、第58条的规定,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必须严格,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证言等言词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一方面,口供是证明犯罪的直接证据,在诉讼中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口供的获取具有封闭性、非公开性的特征,其获取方式是否非法难以证明。在批捕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申请方与侦查方关于取证合法性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证据“一对一”。侦查监督人员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做到“有理有据”,否则会引起侦查人员和申请人员的双重不满。新刑诉法对批捕环节非法取证的排除标准和证明责任没有具体规定,但根据批捕审查的司法属性特征,新刑诉法关于审判环节的相关规定可资借鉴。

1.申请排除非法取证的人员应当证明非法取证存在的可能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新刑诉法第56条第2款规定,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根据上述条款的精神,申请方应当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提供较为具体的线索或材料,使得检察官有理由相信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如果仅是空泛的投诉,不能提出具体的内容,则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不符合排除非法取证程序启动的条件。

2.侦查机关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举证。新刑诉法及《两个证据规定》均规定,审判人员对于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在法庭审判阶段,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对于批捕环节的证明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表明,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不仅要收集证据,还应当证明其收集证据的活动合法。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多处于被羁押状态被讯问时没有律师在场其取证能力有限而侦查机关有条件确保自己的侦查活动依法进行,也有能力保存相应的证据,如同步录音录像。在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是裁决者,犯罪嫌疑人是辩护方,侦查机关是指控方。侦查机关为使得检察机关作出批捕决定,应当举证证明其收集的证据达到逮捕条件,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所以侦查机关应当承担证明取证不存在应当排除的情形的责任。对于犯罪嫌疑人、证人等提出的非法取证投诉,侦查机关应当举证反驳,证明其收集证据的合法性。

3.侦查机关证明取证合法的标准应当是排除合理的怀疑。新刑诉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文的语义说明,在法庭审判中,检察机关承担证明不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标准是综合全案证据,已排除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在批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提出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的比例大概在4%,且基本上都能够描述刑讯逼供的人员、时间、地点、过程等信息,但是有相当比例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否认其供述的真实性,只有少数犯罪嫌疑人提出其供述不真实,并申请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前已论及,申请方应举证证明使检察官相信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在此条件具备的情形下,侦查机关应当举证证明其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如果侦查机关不能达到此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什么程度才是排除合理的怀疑?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定论。在此可以借鉴陈忠林教授的“三常理论”予以判断,即从“常识,常理,常情”角度出发,以社会一般人认同的标准来来衡量,对得起裁判者和社会大众的良心和良知。以一起真实的案例,可以对此进行解读。2008118日下午,某村一残疾人在自己住宅内被人持刀抢劫,损失手机一部和现金200余元。被害人案发后向警方陈述,案发当时有5名青年男子在其住宅门口,其中一男子进屋以找水喝为由翻找财物,然后拿起室内的菜刀威逼他,从其上衣口袋里抢走上述财物。2012625日,警方再次向被害人取证,被害人陈述称当时有三名年青男子,其中一男子进屋持刀抢劫,但手机是在屋外的洗衣槽被抢走的,并对殷某进行了辨认。同年626日下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殷某,对殷某进行了讯问,获取了有罪供述,但因殷某指纹与案发后在被害人室内一手机包装上提取的指纹同一鉴定尚未作出,警方第二天释放了殷某。630日,警察在指纹鉴定同一结论作出后,将殷某刑拘。殷某在公安机关供述,2008118日他和卢某共同实施了本案,他进屋翻找财物未果后,持一把菜刀抢走了被害人放在屋外洗衣槽的手机和200元现金,卢某在屋外望风。在批捕环节,殷某翻供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系被民警以殴打、体罚方式获取,是不真实、不自愿的,并指出其双耳被殴打致耳鸣,申请排除有罪供述。检察官随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调取了医院检查病历,询问了殷某提供的两名证人。经过审查,现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遂要求侦查机关进行取证合法性的证明。公安机关提交了办案民警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并认为殷某耳鸣非在公安机关办案期间内形成。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嫌疑人的病历证明其确实神经性耳鸣,两名证人证实627日中午见到殷某时,其脸部红肿,且告诉他们系被民警殴打所致。另一方面,公安民警仅出具情况说明,不能提供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嫌疑人的伤情非其所致。检察官经过审查,认为殷某双耳耳鸣客观存在,证人证实殷某从公安机关出来后脸部有红肿,虽然现尚不能证明殷某的耳鸣系民警殴打所致,但民警的举证未能排除一般人根据常识,常理,常情”判断所存在的合理怀疑,遂认定公安机关未能完成证明任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排除殷某在公安机关办案场所内所做的口供。

4.排除非法证据后仍应对在案证据进行审查。在提请批捕的案件材料中,证据是一系列的各类材料。检察官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特定证据后,仍应当对其他证据进行审查,依法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特别是根据被排除的证据获取的其他证据,只要其是以合法手段收集的,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于查证属实的非法取证,按照其严重程度进行口头或书面纠违;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以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侦查机关可以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复议或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检察机关在复议或复核程序中,应当重点审查原批捕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是否合法、排除相应非法证据后的证据体系是否达到逮捕条件,并依法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

为配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建议加强检察机关对嫌疑人入所健康检查的法律监督。在批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践中发现,嫌疑人入所健康检查表过于简单,而且其操作过程是封闭运行,没有外部监督,客观性、真实性难以保证,在证明嫌疑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上所起作用不大,难以证伪或证实。为及时发现、固定嫌疑人入所健康检查的主要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健康检查的过程监督,由驻所检察官在场参与入所检查,对于发现的身体伤情及时予以调查核实,从而有利于在批捕环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四、 结语

《两个证据规定》和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价值理念和目标的重大转变和进步。该规则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强调在追求“真”的同时,也要追求“善”。在批捕实践中,既要严格依法排除非法的证据,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防止该权利被不当滥用。另一方面,批捕环节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决定不具有终局性,一个证据的合法与否,法庭审判环节才具有终局的裁判效力,因此,批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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